楊柳樹抽新芽的時候，我總會想起父親炒的那盤腰花。聽母親說，那年杭州烹飪技術比武，父親的刀功驚呆了評委，榮獲單項第一名。他切的腰花作為樣品展示在省城紅樓招待所的展臺上，評委給取名“倒掛楊柳”。

　　父親是烏鎮國營飯店的廚師兼門市部負責人。他十二歲磕頭拜師入門，二十出頭站上了鎮上最大酒家“裕生餐館”的爐臺。公私合營后，父親成了“公家人”，赴省城參賽那年他 37歲。那是1960年春天，我尚未出生時的事。據說那是解放后全省餐飲業舉辦的首次培訓比武，高手云集，他能獲得如此榮譽實屬不易。

　　父親雖是廚師，長得卻很斯文，他的上衣口袋里常年插著一支“關勒銘”鋼筆，只讀了三年書的他喜歡寫寫記記，經常看他在小本子上記點菜譜什么的。他是我們的慈父，一輩子沒有打罵過我們六兄妹，還總夸我們勤勞、懂事。反倒是母親很兇，她是合作飯店的售票員，管孩子像管賬一樣認真，總是板著臉訓斥我們這不對那不好，我們都怕她。

　　有一次，為了交學費的事，母親打了我一頓，說我一時三刻要錢是無理取鬧，我委屈地哭了一個晚上。父親下班知道后，跟我說：“明天爸爸去想辦法，借到錢后咱就去交。”第二天，父親塞給了我幾張疊得整整齊齊的鈔票，我開心地跳了起來。那時的我，因為家里窮，內心很自卑，而父親卻很樂觀，他總是說：“我們的好日子在后面，困難只是暫時的。”他耐心地守護著他的六個子女，像是守護著他的六份希望。他要我們好好讀書，他說：“只要你們想讀書，爸爸媽媽就一定想辦法支持。”

　　父親原本是可以留在省城工作的。那場比武結束后，領導找他談話，準備留他在紅樓招待所任省領導的小灶廚師。父親一番考量后，以“上有七十歲老母，下有三歲稚兒，妻子還有孕（懷著我）”為由，婉拒了領導的重用。他回家對媽媽說：“調一個人容易，調一家三代九口難啊！”

　　我們長大后，曾對他推辭這份“美差”表示惋惜。我們展開想像的翅膀，跟他描述美好的省城生活。父親呵呵一笑，沒半點后悔的意思。他說：“我覺得做烏鎮人蠻好，一家人團團圓圓，看著你們一天天長大，比什么都強！”父親知足常樂，他常給我們憶苦思甜：“你們的爺爺奶奶從江西流浪過來時，全部家當只有一副餛飩擔，窮得叮當響，爺爺45歲生病，因無錢看醫生，至死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”他說自己現今有老婆兒子熱炕頭，生老病死也有保障，這樣的生活夠好了。

　　杭城得獎回來后，父親成了鎮上的“名人”，收了徒弟，后來又做起了師爺爺。飯店生意興隆，很多顧客沖著他的“倒掛楊柳”而來。鎮上人家辦喜宴，都慕名請他掌勺，他是烏鎮一代人心目中的烹飪大師，大家都尊敬地稱他“袁師傅”。

　　袁師傅擔任國營烏鎮飯店副主任直至退休。其實他不會做領導，只會帶頭干苦活累活。那時，我經常給他送飯，目睹他的工作，看到他冒著危險揣掉冒火的油鍋；看到他用身體擋住醉酒鬧事者的拳頭；看到他在調解員工矛盾時的自我檢討；看到他在爐灶前汗水濕透衣衫……年少的我曾為他難過落淚。

　　父親的職業生涯可以用“鞠躬盡瘁”四個字來概括、也可以用“吃飯”與“工資”兩件事來映照。他在飯店工作廿余載，始終堅守一個原則：不食用店里的餐炊，堅持自帶飯盒或由家人送餐，他說：“公家的便宜占不得，我既要管住灶臺，更要管住自己的嘴巴。”他烹制的是美味佳肴，入口的卻是蘿卜青菜。這份近乎執拗的堅持和自律，是他骨子里對“公家人”三個字的敬畏。他的工資1956年定為五級工，每月51.5元工資加2元糧貼，直至1983年退休，在長達28年的歲月里，無論工作取得多少進步，工資卻始終如一。這份時代特有的“饋贈”，父親無條件接受、從不抱怨。他說：“不管工資多少，工作都要做好。”赤誠與勤懇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　　父親一生站在灶前工作，煤氣、油煙吸多了，呼吸道和肺部經常感染發炎，咳嗽、哮喘折磨了他幾十年，退休后癥狀加重，后來竟發展成了肺癌。78歲那年，父親帶著對人世間的深深眷戀，永遠合上了雙眼。

　　父親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去江西老家。他總說：“等以后我一定要去一趟江西，那里是我的老家！”然而，一家九口的重擔壓在他身上，哪有余錢出門尋根啊！2000年的春天，父親躺在桐鄉一院的病床上讓我給他紙和筆，他用顫抖的手寫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行字：江西省豐城縣白土鄉上郭村。他告訴我：“那里是你們的根，一定要代我去看看。”父親生在烏鎮，長在烏鎮，但他始終記得自己是“江西人”，這大概就是流淌在血脈里的鄉愁吧。父親過世六年后，我捧著他的相片去了祖籍地，完成了他的遺愿。

　　柳絮吹進我的眼里，淚眼中看見手握鍋柄的父親站在爐臺前，一條條婀娜多姿的楊柳在空中飛舞。

　　○袁麗馨 烏鎮人，桐鄉市作家協會會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