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小時候讀過茹志娟的《百合花》，所以，拿到她女兒王安憶的作品，首先就有一種親切感。《長恨歌》是王安憶筆下一曲具有強烈悲劇意蘊的動人挽歌。

　　王安憶擅長于通過意象疊加和組合的方式來結構和拓展敘述空間，使小說文本更富有立體感和層次感。她寫《長恨歌》，筆尖好似一個收放自如、能照徹人心的長鏡頭，有著盤旋空中的鴿群的靈性和洞察力，她采用詩化的文字，在一組一組鮮明的對比中，展開故事。

　　“鴿子是這城市的精靈。每天早晨，有多少鴿子從波濤連綿的屋頂飛上天空！它們是唯一的俯瞰這城市的活物，有誰看這城市有它們看得清晰和真切呢？許多無頭案，它們都是證人。它們眼里，收進了多少秘密呢？它們從千家萬戶窗口飛掠而過，窗戶里的情景一幅接一幅，連在一起。雖是日常的情景，可因為多，也能堆積一個驚心動魄。這城市的真諦，其實是為它們所領略的。”作者的筆，就是憑借了鴿子的銳利目光，將一幅幅鮮明的畫面，層層鋪開。

　　開篇，鏡頭從“一個至高點”看上海壯觀的弄堂景象，“當天黑下來，燈亮起來的時分，這些點和線都是有光的，在那光后面，大片大片的暗，便是上海的弄堂了。晨曦一點一點亮起，燈光一點一點熄滅：先是有薄薄的霧，光是平直的光，勾出輪廓，細工筆似的。”鏡頭底下的上海弄堂，“房屋看上去是鱗次櫛比，擠擠挨挨，燈光是如豆的一點一點，雖然微弱，卻是稠密，一鍋粥似的。它們還像是大河一般有著無數的支流，又像是大樹一樣，枝枝杈杈數也數不清。它們阡陌縱橫，是一張大網。它們表面上是袒露的，　實際上卻神秘莫測，有著曲折的內心。”這張神秘的大網，就是一個時代的氛圍，作者以鴿群的高度細細捕捉著遠影近景。

　　嗡嗡嚶嚶的流言，“難免是自甘下賤的。它是陰溝里的水，被人使用過，污染過的。”“它繁殖的速度也是驚人的，魚撒子似的。繁殖的方式也很多樣，有時環扣環，有時套連套，有時謎中謎，有時案中案。它們彌漫在城市的空中，像一群沒有家的不拘形骸的浪人。”流言是有形的，不僅聽得見，還看得見摸得著的。“要說流言的好，便也就在這真里面了。這真卻有著假的面目；是在假里做真的，虛里做實，總有些改頭換面，聲東擊西似的。這真里是有點做人的膽子的，是不怕丟臉的膽子，放著人不做卻去做鬼的膽子，唱反調的膽子。這膽子里頭則有著一些哀意了。這哀意是不遂心不稱愿的哀，有些氣在里面的，哀是哀，心卻是好高騖遠的，唯因這好高騖遠，才帶來了失落的哀意。”如此絲絲入扣，細細彈撥著這整首曲子的一個個音符，基調是那樣愛恨交加。

　　鏡頭照向上海弄堂里不同檔次的閨閣，“一樣的女兒家，卻是兩種閨閣，便由不得怨艾之心生起，欲望之心也生起。這兩種心可說是閨閣生活的大忌，禍根一樣的東西，”伏筆原來就在這里早就埋下了。

　　鏡頭下的王琦瑤，是上海的弄堂里典型的待字閨中的女兒，“每個門洞里，都有王琦瑤在讀書，在繡花，在同小姊妹竊竊私語，在和父母慪氣掉淚。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，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。這情態是有一些優美的，它不那么高不可攀，而是平易近人，可親可愛的。”

　　王琦瑤們的生存方式，“像那種苔蘚類的植物，沿了墻壁蔓延滋長，風餐露飲，也是個滿眼綠，又是星火燎原的意思。其間那一股掙扎與不屈，則有著無法消除的痛楚。上海弄堂因為了這情味，便有了痛楚，這痛楚的名字，也叫王琦瑤。”大上海形形種種，聲色各異的弄堂背景里，孕育了王琪瑤和讓她疼痛的愛情。

　　鏡頭里的上海小姐，風光是排山倒海式的。光芒四射的殊榮，人人矚目。這份殊榮，沒有展現她所追求的直通榮華富貴的捷徑，卻帶給她悲劇性的九曲人生。5個男人無一不是她的生命中的匆匆過客，走馬式的來，略一駐足稍事停留，就轉身離去，即便他們有過真感情、真快樂，這點快樂與愛都是偷來的，經不起考驗，無盡的思量與等待聚集成她眼中潸潸的淚滴。斷斷續續、生色各異的際遇將她折磨得身心疲憊，人與人之間時有時無的那點溫暖和愛情被各自的私心剝奪。連最后的一點心靈寄托也成了剝奪她生命的魔符。

　　王琦瑤的香消玉殞，展示著那個年代的變遷里城市和女人的悲劇以及人性和人情的悲劇，反襯那個年代的大上海奢靡繁華背后的滄桑、痛苦和絕望。小說自始至終沒用一個“恨”字，沒有撕心裂肺的哭泣與掙扎，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吶喊與咆哮，惟有空中鴿群盤旋悲鳴的聲音，以及王琦瑤臨終前搖曳的燈光，冥冥中重復著片場那一幕，人在歷史與時間面前原是如此渺小而卑微。這是一曲喟嘆時勢創傷的挽歌。

○徐美芬 浙江省詩詞與楹聯學會會員，桐鄉市女作家協會會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