俞尚曦，早年插隊農村，躬耕隴畝，時逾十載。回城后曾執教中學語文。1985年迄今，從事地方志編纂三十余年。

　　俞尚曦先生的《三千里路船和櫓》由其老友鐘桂松先生作序，女兒俞正澍寫跋，于2020年夏天出版。

　　書分三章，分別是“鄉情正濃”“此情可待”“往事如昨”。首章聚焦其故鄉洲泉，特別是南泉村獨圩廊，梳理歷史演變，鉤沉鄉邦人物。次章著筆家族師友，述往事，憶親情。尾章傾墨于個人經歷和見聞，感身世，慨浮沉。

　　書名曰《三千里路船和櫓》，“三千里路”非為實指，極言路程之遙；“船和櫓”意指作者插隊時期的船民生涯。以此為書名，似乎略與書中內容相違，因為作者的船民生涯均寫在尾章，首次兩章與船民經歷相去甚遠，分別是懷念故土和回憶親友。既然如此，作者為何以偏概全，執意取名為“三千里路船和櫓”呢？

　　我想，個體生命中總有一些關鍵事件，這些人事徹底影響和改變了我們，以至于我們無法忘懷。

　　或許那段船民生涯，就是尚曦先生生命中的關鍵事件。他以“三千里路船和櫓”為書名，既見事實，也可見它在生命中的位置和分量，更可體會人生在磨難遠去之后“志以明懷”的意味。

　　尚曦先生先后以四篇長文記述了他插隊時，從什么農活都不會做的“眼睛架子”到一名可掌舵行船的船民經歷。女兒正澍也在跋里提及，父親的船民生涯“給予他在往后的歲月里與困難抗爭的勇氣和吃苦耐勞的品質”。

　　然而，念及尚曦先生的志書編纂經歷和地方文史專家身份，我想他傾注筆墨細述船民往事的經歷，除了這是個人生命中彌足珍貴的經歷這層原因外，其深意可能在于那段個人經歷是有其時代因素的，因此詳細記錄此一史實，既是在寫個體，也是在寫時代。這和他在地方志編纂中領受的“實錄”精神有關，也和他存史的考量有關。由此，他的個體的、地方的寫作也就具備了公共書寫的意義。

　　在我看來，一如國史與方志，就寫作來說，也存兩種情況，一為公共書寫，一為地方書寫。所謂公共書寫，是指超出一時一地而進入國家和歷史視野的寫作。比如陳寅恪的史學寫作和王國維的學術評論，早已進入我們的公共視野，為全民所共享。所謂地方書寫，則指那些致力于地方文史、鄉邦人物的寫作，此種寫作為整理地方文史，延續地方文脈作出了極大貢獻。

　　地方書寫和公共書寫是互為補充和影響的。以尚曦先生此書首章為例，他梳理洲泉一地的演變史，不僅寫到北宋南遷有二十余家中原士大夫落腳于此的史實，還寫到了洲泉“千年吳”大家族名人輩出的現象。尚曦先生先后經手整理編纂過《桐鄉市旅游志》《洲泉鎮志》《崇福鎮志》《鳳鳴街道志》《烏鎮志》《福嚴寺志》，又著有《桐鄉書畫篆刻人物》等。得益于尚曦先生對文史的熟稔，他在此章中的書寫雖然落腳于狹小的故土，卻是著眼于寬闊久遠的歷史，他的眼光并沒有受限于地方視角。

　　就是在本書的次章回憶親友的部分，以《父親》一文為例，除了親情外，尚曦先生父親的經歷和命運也頗能引起人對時代的感悟。據《石門黌案冊》記載，其父俞琨先生是光緒廿四年秀才。他能詩善文，書專行楷，入過同盟會，早年與陳英士交往密切。1954年遭遇時代變故后，不僅家中藏書悉數盡毀，家庭成分還直接影響了子女的就學和工作。時代巨變和個人浮沉交織的復雜往事，發人深省。

　　在書中，那些對故土的深沉之戀和對親友的赤誠之情，也有顯而易見的價值，讓我們能在其中感到人情之暖。如今，當年的苦難已化為生命的記憶和精神的資源。而那寫出的文字，一如鐘桂松先生所說，“寫出了一代人共同的往事和經歷”，這也許就是地方書寫的公共意義吧。

　　○王凈 皖人客浙，語文教師，任教于桐鄉市高級中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