詩人諾瓦利斯說，哲學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沖動到處去尋找家園。這句話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雖然它說的是哲學，但是在哲學和家園的互喻中，那種尋根式的鄉愁，卻可以普遍化地描述人類對原鄉（本質）找尋過程中的情感。

　　《塔魚浜自然史》即是這樣一部鄉愁之作。

　　桐鄉地處杭嘉湖腹地，歷史上這里屬古典江南的中心，離文學里最著名的兩個城市杭州和蘇州均在百里之內，位置得天獨厚。境內河塘星羅，蠶桑棋布，菊稻遍野，人文和自然結合最好的風景——小橋流水人家——均可在這里看到，不管是名聞遐邇的烏鎮，還是鮮有人知的洲泉，乃至石門、濮院、崇福，如果你驅車前往，也一定能看到古典江南留下的舊跡。

　　當然，這里還有小說的茅盾、漫畫的豐子愷、詩歌的木心……塔魚浜在桐鄉往西十余公里處，現在已劃歸為烏鎮，緊鄰石門鎮，這就是塔魚浜的自然和人文屬性，古典江南的深鄉下，現代文人的成長地。

　　作者鄒漢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。作為詩人的他，具有濃郁的江南情結和高度的文化自覺，一部頗受好評的《江南詞典》，就是他寫給舊江南的情歌，呼應著歷史上無數關于江南的書寫傳統。我想，對于茅盾、豐子愷和木心，他應該既有作為鄉鄰的親切喜悅，又有同屬“文人共和國”的自豪榮光吧。

　　當然，他出生于彼，和菊花為伍，與蠶蟲嬉戲；機耕路上跟阿二問好，水稻田里與金龍打諢；逃學時的自由，寫作時的平靜；所有的記憶建構了他關于人生最初的體驗。

　　近30年，桐鄉發展很快，已躍入全國百強縣市行列，環境和物質發生了巨變，而那些附著在環境和物質上的風俗、情感和記憶也一并變化了，有的甚至消失了，故鄉就此分身為記憶里的故鄉和現實中的故鄉。前者悠長緩慢、素樸單純，后者急劇突變、功利浮躁，爭相消耗著他的情感。作者記憶里的穩定情感，被快速發展的現實粉碎了。而寫塔魚浜就是精神還鄉，一如余華所言，寫作就是回家。但我想，能回家就是好，哪怕是精神性的。

　　《塔魚浜自然史》也是一部時間之作。

　　木心寫過一首流傳甚廣的詩叫《從前慢》。“從前的日色變得慢，車、馬、郵件都慢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”，我認為這首詩寫出了人類對時間的心理感受。人人都會有一種深切體驗，那就是長大后時間的速度變得不一樣了。以過年為例，少年時覺得等著過年的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長；可是一旦成年，卻發現日月如梭，轉瞬一年。從這角度來說，《塔魚浜自然史》是記錄時間的消逝之作。時間的消逝，是永恒的主題，偉大的孔子留下過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奇妙比喻和深沉慨嘆。物是人非，只是在有限的時間內；在無限的時間面前，物也非，人也非。書中卷三“歲時記”里，二十多個節日民俗，描繪了江南鄉下的日常儀式和慶典，盡管現在有些已經消失，可是不管過去多少年，我們都能從這些文字里看到縱使最普通的人家，也會在流水的日子里翻出生活的浪花，給庸常的日子以歡喜和慶祝，那就是草民的歲月靜好呀。所以，它是一部以時間消逝為主題的書，也是一部通過文字挽留時間的記憶之書。

　　《塔魚浜自然史》還是一部文學之作。

　　這至少可從兩個角度去衡量，作家的責任和漢語的開拓。面對急劇變化的故鄉，從童年的樂園，到推土機下的碎石，再到整齊的廠房，物質和環境的變化是受人的欲念驅動的，作家對此的責任，首先在于記錄，存史以資政；其次在于反思，批判而建設。通過寫作，作家彰顯了知識分子在現實中的責任；利用特長，作家成為了沉默的塔魚浜村民的代言人。

　　作者鄒漢明以詩起家，兼擅散文隨筆，又沉浸地方文史多年，在數個領域均有建樹，但他仍以詩人為第一身份。究其原因，既可能是自豪于詩歌在中國歷史上的燦爛傳統，也可能沉醉在詩歌本身的發現、命名和創造的激情里。他對漢語有一種嚴厲的追求，以至于，他曾說出了詩人是“一個堅定的民族語言的捍衛者”這樣的豪言壯語，我一點都不懷疑他的真誠，他對詩歌的偏愛，在朋友圈里，是大家熟知的。因此，不僅在詩歌里，就是在散文里，他也實踐著在詩里對語言的追求。比如在《菊花簡史》一文里，“最常見的黃菊花，我小時候就獨自開在屋角地頭——從一堆斷磚碎瓦里頭，裊裊娜娜地升騰而出”；又如在《水稻簡史》里，“咕咕——咕咕，布谷鳥一叫，春回大地了。滿田埂的青草首先抬起頭來，吱吱吱地呼吸著嫩綠的陽光”，語言簡單，卻更新了漢語意象給讀者帶來的深層內涵，讀后只覺新鮮而充滿意趣。在塔魚浜，草木就是村莊的無名英雄呀。

　　《塔魚浜自然史》以細節見長，作者自云，在書里采用了放大細節的方式來書寫，等于是扛了一個攝像機，在拍一個黑白的紀錄片。讀罷全書，那種專注的凝視，讓人深深嘆息：一個故鄉的游子用筆在記憶的國度里，一點一點地爬梳往事的碎屑，他要把最珍貴的留存下來，那是一個村莊命運的證據。就此，《塔魚浜自然史》頗像一首獻給故鄉村莊的哀歌，帶著點點惆悵。

　　○王凈 皖人客浙，高中教員，執教于桐鄉市高級中學。